- 页数:667页
- 开本:16开 平装
- 出版社:南京大学
- ISBN:9787305181566
- 作者:汪曾祺
导语
品读大师的浪漫散文,享受人间的闲情逸致!
20世纪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中国当代文坛巨匠、人文精神的传承者、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汪曾祺先生经典作品精选集。
《汪曾祺精品文集(共3册)》包括《大淖记事》《黄油烙饼》《花园》三本书,收录汪曾祺著名的散文和小说,如《大淖记事》《受戒》《多年父子成兄弟》。语言生动、简练,体现了“短篇高手”汪曾祺先生一贯的幽默风趣风格。
内容提要
《汪曾祺精品文集(共3册)》是中国当代文坛巨匠汪曾祺经典作品精选集!
《大淖记事(汪曾祺精品文集)》收录了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晚饭花》等名篇。描写了些许“凡人小事”,些许乡情民俗,充满了“中国味儿”,其中不乏对自卑、平庸、麻木的民族心理和心理弱质的针砭,但更多的是展示美与健康的人性。
《花园(汪曾祺精品文集)》记述了父亲与自己,自己与儿子之间那种亲近、温馨、平等的关系,文章提出了许多颇具教益的观点,对于招待人们如何“做父亲”,如何处理好家庭父子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借鉴。语言生动、简练,体现了“短篇高手”汪曾祺先生一贯的幽默风趣风格。此外,本书还收录了其他的短篇散文。
《黄油烙饼(汪曾祺精品文集)》是作家汪曾祺的代表作品,它充分体现了作家“以散文笔法写小说”的创作理念。此外,本书还收录其他小说、散文,包括:《职业》、《钓人的孩子》、《羊舍一夕》、《寂寞与温暖》、《王全》、《看水》、《黄油烙饼》、《七里茶坊》、《鉴赏家》、《王四海的黄昏》、《昙花,鹤和鬼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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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文字的贵气源自他是传统文化的薪火传人,在文脉上是没有断过气的。故汪先生写小说,写散文小品,文字虽白得不能再白,却字里行间释放得有一泓古人性情文章里才有的文气、雅气、书香才子气,仿佛是“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好东西藏在底里。
——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 何立伟
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沈从文的高徒,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戏剧家、小说家,京派文学小说的代表人物及传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早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先生。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北京剧作家协会理事。他在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领域成就颇高,充溢着浓郁的中国味道和灵性美质,语言平和质朴、清新隽永、娓娓而来、如话家常。著有短篇小说集《邂逅集》《羊舍一夕》《晚饭花集》,散文集《蒲桥集》《故乡的食物》《逝水》,京剧剧本《范进中举》《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等。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目录
《大淖记事(汪曾祺精品文集)》
异秉
受戒
岁寒三友
大淖记事
徙
故乡人
晚饭花
八千岁
故里杂记
金冬心
鸡毛
附录
《花园(汪曾祺精品文集)》
我的家乡
我的家
我的祖父祖母
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大莲姐姐
我的小学
我的初中
多年父子成兄弟
花园
下水道和孩子
跑警报
泡茶馆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闻一多先生上课
金岳霖先生
老舍先生
念德熙
夏天
冬天
夏天的昆虫
昆虫备忘录
五味
故乡的食物
说“怪”
对读者的感谢
附录
《黄油烙饼(汪曾祺精品文集)》
职业
钓人的孩子
小说三篇
羊舍一夕
寂寞与温暖
王全
看水
黄油烙饼
七里茶坊
鉴赏家
王四海的黄昏
昙花,鹤和鬼火
附录
前言
写在前面的话
——与中小学生谈汪曾祺
汪曾祺先生是一位创作风格十分独特的作家。
他1920年出生于江苏高邮,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十岁左右随祖父读《论语》、写大字,小学时从韦子廉先生读桐城派,临《多宝塔》和《张猛龙碑》(见《自得其乐》),随高北溟先生读柳宗元、归有光(《寻根》),看他的画家父亲作画(《我的父亲》)。1939年赴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师从朱自清、闻一多和沈从文诸先生,是沈从文先生的高足。年轻时读了不少翻译小说,受西方意识流影响,写一些自己不懂别人也看不懂的诗。解放前曾从事过中学教员和博物馆员工作,1948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解放后,在赵树理和老舍先生手下当编辑,编过《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1958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1961年写了小说《羊舍一夕》(又名《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后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1963年后一直在北京京剧院当编剧,是现代京剧《沙家浜》的主要执笔人。他说:“中国的说唱文学、民歌和民间故事、戏曲,对我的小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寻根》)
他的主要作品都是写在新时期以后,1980年发表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在文坛引起巨大反响,之后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创作《异秉》《岁寒三友》《陈小手》和《天鹅之死》等名篇。他的散文写作也成就显著,写了大量散文,有《葡萄月令》《跑警报》《泡茶馆》《多年父子成兄弟》《昆明的雨》等名篇。生前出版过《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晚翠文谈》和《蒲桥集》等小说散文集,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中国当代最后一个文人”。
他的创作的主要特点,大致可概括为:
一、他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1983年他在《我是一个中国人》一文中说:“有人让我用一句话概括出我的思想,我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晚翠文谈>自序》)他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二、他是一个文体家。一个法国记者到他家采访,问汪先生在中国文学里的位置。他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文体家。”(《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到的》)他年轻的时候,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追求散文化的小说。“散文化小说的作者十分潜心语言。他们深知,除了语言,小说就不存在了。”(《小说的散文化》)
三、他特别重视语言,视语言为内容。他说:“我很重视语言,也许过分重视了。”(《自报家门》)“语言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语言和内容(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只是载体,是本体。”甚至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思想·语言·结构》)他认为语言有四性:内容性(世界上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也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文化性(语言后面都有文化的积淀,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暗示性(要使语言有暗示性唯一的办法是少写,不写的,让读者去写)和流动性(语言是活的,滚动的;语言是树,是长出来的;一枝动,百枝摇)。(《思想·语言·结构》)他学习语言的方式,是向古人学习、向民间学习、向群众学习。语言的标准只有一个:准确。
四、他的作品充满趣味。他的散文《夏天》一开头就写道:“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一张大字,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多么的朗朗上口呀!在《下大雨》中又写:“雨真大,下得屋顶上起了烟。大雨点滴在天井的积水里,砸出一个一个丁字泡。我用两手捂着耳朵,又放开,听雨声:呜——哇,呜——哇。下大雨,我常这样听雨玩。”是不是很有趣?他对生活中的一切手艺和美都充满了热情,对戏曲、书画、诗赋、民间文学、美食和花草虫鱼都感兴趣(他写了那么多谈草木、谈美食的文章)。他曾在《(旅食与文化)题记》一文中说:活着多好呀。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呀!
他谈到自己时说:“我的小说在中国文坛可视为‘别裁伪体’,年轻时‘领异标新’,中年时说过‘凡是别人那样写过了,我就绝不再那样写’。现在我老了,我已无意把自己的作品区别于别人的作品。我的作品倘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只是因为我不会写别人那样的作品。”(《<茱萸集>题记》)他说过:“有年轻同志问我修养是怎么形成的,我告诉他:古今中外,乱七八糟。”(《小说创作随谈》)
文学评论家李建军曾这样概括:“汪曾祺淹通古今,知悉中外,出而能人,往而能返,最终还是将自己的精神之根,深深地扎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土壤里,使自己成为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中国作家。”
以上是我研读汪曾祺多年的一点体会,供同学们参考。同时,由于本人水平所限,在编选的过程中,错误和疏漏再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苏北
2016年11月10日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迷路
我不善于认路,有时到一个朋友家去,或者是朋友自己带了我去,或者是随了别人一同去,第二次我一个人去,常常找不着。在城市里好办,手里捏着地址,顶多是多问问人,走一些冤枉路,最后总还是会找到的,一敲门,朋友第一句话常常是:“啊呀!你怎么才来!”在乡下可麻烦。我住在一个村子里,比如说是王庄吧,到城里去办一点事,再回来,我记得清清楚楚是怎么走的,回来时走进一个样子也有点像王庄的村子,一问,却是李庄!还得李庄派一个人把我送到王庄。有一个心理学家说不善于认路的人,大都是意志薄弱的人。唉,有什么办法呢!
一九五一年,我参加土改,地点在江西进贤。这是最后一批土改,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土改,参加的人数很多,各色各样的人都有。有干部、民主人士、大学教授、宗教界的信徒、诗人、画家、作家……相当一部分是统战对象。让这些人参加,一方面是工作需要,一方面是让这些人参加一次阶级斗争,在实际工作中锻炼锻炼,改造世界观。
工作队的队部设在夏家庄,我们小组的工作点在王家梁。小组的成员除了我,还有一个从美国回来不久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一个法师。工作队指定由我负责。王家梁来了一个小伙子接我们。
进贤是丘陵地带,处处是小山包。土质是红壤土,紫红紫红的。有的山是茶山,种的都是油茶,在潮湿多雨的冬天开着一朵一朵白花。有的山是柴山,长满了马尾松,当地人都烧松柴。还有一种树,长得很高大,是梓树。我第一次认识“桑梓之乡”的梓。梓树籽榨成的油叫梓油,虽是植物油,却是凝结的,颜色雪白,看起来很像猪油,榨油炒菜极香,比茶油好吃。田里有油菜花,有紫云英。
我们随着小伙子走着。这小伙子常常行不由径,抄近从油茶和马尾松丛中钻过去,但是我还是暗暗地记住了从夏家庄走过来的一条小路。南方的路不像北方的大车路那样平直而清楚,大都是弯弯曲曲的,有时简直似有若无。我们一路走着,对这片陌生的土地觉得很新鲜,为我们将要开展的斗争觉得很兴奋,又有点觉得茫茫然——我们都没有搞过土改,有一点像是在做梦。不知不觉的,王家梁就到了。据小伙子说,夏家庄到王家梁有二十里。
法师法号“静溶”,参加土改工作团学习政策时还穿着灰色的棉直裰,好容易才说服他换了一身干部服。大家叫他静溶或静溶同志。他笃信佛法,严守戒律,绝对吃素,但是斗起地主来却毫不手软。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把我佛慈悲的教义和阶级斗争调和起来的。花腔女高音姓周,老乡都叫她老周。她当然一点都不老。她身上看不到什么洋气,很能吃苦,只是有点不切实际的幻想。她总以为土改应该像大歌剧那样充满激情,事实上,真正工作起来却是相当平淡的。
我们的工作开展得还算顺利。阶级情况摸清楚了,群众不难发动,也不是十分紧张。每天晚上常常有农民来请我们去喝水。这里的农民有“喝水”的习惯,一把瓦壶,用一根棕绳把壶梁吊在椽子上,下面烧着稻草,大家围火而坐。水开了,就一碗一碗喝起来。同时嚼着和辣椒、柚子皮腌在一起的鬼子姜,或者生番薯片。女歌唱家非常爱吃番薯,这使农民都觉得有点奇怪。喝水的时候,我们除了了解情况,也听听他们说说闲话,说说黄鼠狼、说说果子狸,也说说老虎。他们说这一带出过一只老虎,王家梁有一个农民叫老虎在脑袋上拍了一掌,至今头皮上还留着一个虎爪的印子……
到了预定该到队部汇报的日子了,当然应该是我去。我背了挎包,就走了,一个人,准确无误地走到了夏家庄。
回来,离开夏家庄时,已经是黄昏了,不过我很有把握。我记得清清楚楚,从夏家庄一直往北,到了一排长得齐齐的,像一堵墙似的梓树前面,转弯向右,往西北方向走一截,过了一片长满杂树的较高的山包,就望见王家梁了。队部同志本来要留我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再走,我说不行,我和静溶、老周说好了的,今天回去。
一路上没有遇见一个人。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去了,青苍苍的暮色,悄悄地却又迅速地掩盖了下来。不过,好了,前面已经看到那一堵高墙似的一排梓树了。
然而,当我沿梓树向右,走上一个较高的山包,向西北一望,却看不到王家梁。前面一无所有,只有无尽的山丘。
我走错了,不是该向右,是该向左?我回到梓树前面,向左走了一截,到高处看看:没有村庄。
是我走过了头,应该在前面就转弯?我从梓树墙前面折了回去,走了好长一段,仍然没有发现可资记认的东西。我又沿原路走向梓树。
我从梓树出发,向不同方向各走了一截,仍然找不到王家梁。
我对自己说,我迷路了。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除了极远的天际有一点暧昧的余光,什么也辨认不清了。
怎么办吧?
P21-24(《黄油烙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