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与儒家思想(精)/大家小书

• 页数：309页 作者：杨向奎
• 开本：32开 精装
• 出版社：北京
• ISBN：9787200121018
• 作者：杨向奎

    如作者杨向奎所言“大一统倡自《公羊》，……千百年来深入人心，变成我国民族间之凝聚力。……清末，满朝满野讲《公羊》，因而促进了变法维新运动。” 
    《大一统与儒家思想(精)/大家小书》带领读者上下三千年，纵横华夏九州，领略融合于华夏，承继自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凝聚力。

    杨向奎所著的《大一统与儒家思想(精)/大家小书》从公羊学谈起，系统地介绍了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尤其解析了与儒家思想的密切关系，是从一个角度切入中国思想史的经典作品。

    杨向奎（1910—2000），字拱辰，生于河北省丰润县。1931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顾颉刚。后相继执教于西北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主编《文史哲》，1957年杨先生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任研究员、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秦汉史研究室和清史研究室主任。著有《西汉经学与政治》、《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清儒学案新编》、《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墨经数理研究》、《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等。在从事历史研究的同时，还研究自然哲学和理论物理学，撰写了《论时间、空间》、《熵与引力》、《关于数理逻辑中的悖论》等论著。

序言
一  先秦儒家之一统思想
二  一统天下的理想制度
三  公羊学派之形成与大一统思想
四  汉武帝之大一统与董仲舒的对策
五  司马迁与公羊学
六  何休对于公羊学的总结
七  宋儒之“春秋学”
八  清代前期的大一统论与公羊学
九  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及其大同思想
十  历史的回顾
后记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2011年仲春的一天，突然接到北京出版社莫常红先生的电话，说：出版社为普及社科知识，已于早些时候开始出版发行了一些名家大作，名之为‘‘大家小书”。在他们今年的出版计划中，拟将收入先父杨向奎先生的《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征求我是否同意。我没怎么思索便一口答应了。因为我知道学术大家们呕心沥血所完成的著述，都是很严谨高尚且于国家社稷和当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十分有益的科学成果。把这些东西再广泛地放回到社会中去，让更多的人阅读、领略，是一件很有益处的事情。
    《大一统与儒家思想》是先父于1988年春天应张璇如、蒋秀松、郭建文等先生之约而写就的，1989年曾由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
    父亲曾说：“中国的史学在世界上堪称首屈一指，有编年体的史书，有纪传体的史书，还有纪事本末体的史书。我们不仅有发达的史学，还有完整的历史哲学体系，主要表现在公羊学派的理论上。……在历史哲学上，影响最大的是《公羊传》。……《大一统与儒家思想》论述了大一统思想的缘起，公羊学的内容和发展历程。”①这就把他之所以撰写此书缘由和主要内容交代清楚了。
    父亲去世已十年又八个月了。如果他在天有灵，对于再行出版他的旧作一定会十分高兴的。我作为他的长女，只愿意分享他的这份快乐，而不愿意从中获得物质利益。所以，我主动放弃了出版单位意欲支付给我的版税。不论金额多少，都用以支持这项出版事业的持续发展。

    广义的“礼”，泛指社会文明，这是自古至今最正确的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损”是去掉，“益”是增加，对待传统有损有益也就是批判地继承发展，因此才出现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良好局面。“从周”是法后王，这为后来荀子之“法后王”及公羊学派之“张三世”的理论建立了基础。夷、夏两系都不是孤立的、封闭的系统，他们彼此交往，互相渗透，于是逐渐融合一体。夏代初期少康以前一段动乱的历史，即夷、夏交争而互相渗透以至融合的历史。夷、夏之争，在当时来说，已经不是异族间互相侵略，罗泌在《路史》中就曾以羿、浞之乱比之于安史之乱，后羿、寒浞实在是夏之叛臣，虽然傅斯年先生反对这种说法而认为夷羿是“敌国之君”。(见《夷夏东西说》)我们研究这一段历史过程，知道当时夷、夏之间的关系本来密切。史实见于《左传》襄公四年及哀公元年，襄公四年有：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钮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烹之，以食其子。……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猹……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猹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猹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靡是夏遗臣而臣于后羿者，虽臣于二代而不以为忤，终复夏政，说明当时夷夏已少民族隔阂，而后来之《虞箴》有云：“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唐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见《夷夏东西说》)《虞箴》要夷羿而恢于夏家，是以夷夏为一体。又哀公元年《传》记此事有：“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郡，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以收夏众，抚其官职……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虞夏两氏之族外婚；而虞属东夷，是夷、夏两族在夏代已融为一体。所以我们说，在华夏族及华夏文明之形成过程中，东夷与夏周都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夏周文化不过是华夏文化之一支，田昌五先生的意思是可取的：“从部落王国到夏朝建立也是华夏族的形成过程，而夏文化则为华夏文化的一支，并不能成为单一的民族文化。”(见《古代社会形态析论》第202页)夏代文化不能代表整个华夏文化，因为其中融合了虞殷东夷系统的文化内容。这在考古发掘上看到的“文化叠压关系”中也可以得到说明。上引田氏著作于此指出：“这种联合和兼并的过程在考古文化中是有反映的。明显的如仰韶文化的氏族部落和大汶口文化的氏族部落，后期有在中原地区交错而处的现象。交错而处必然要发生斗争和联合，后来在这种斗争和联合中形成了所谓河南龙山文化。”(同上)虽然此所谓“形成了所谓河南龙山文化”的论断，是否即夷、夏两族交融的结果，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但作为民族融合而反映出文化之推陈出新，因而有考古上之反映，是没有疑问的。华夏民族文化之融合，自虞夏开端，至宗周而成熟，“郁郁乎文哉”之周文明，实在是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战国而后，在中国范围内新民族崛起，于是重新组合，而有汉族及汉文明。民族之融合，不断发展，代表本民族之文明亦不断在发展中，遂有中华民族及其所代表的中华文明。